——我在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学习经历

　　1992年，我毕业于广州第一军医大学(现南方医科大学)六年制本科军医系，被免试推荐为本校王小宁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在经过一年的基础课学习之后，我作为访问学者来到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国家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在戚正武先生的402组完成硕士课题。1996年，又作为博士研究生到戚先生的课题组学习。2000年，在戚先生的推荐之下，赴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工作，在同样来自生化所的李其樑先生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9年1月，我应聘为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研究员。

　　因此，从17年前大学毕业，我就与中科院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在上海生化所学习、工作了近6年时间。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科学院双六十华诞，抚今追昔，感慨万千，特意把在上海生化所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努力还原成文字，以纪念那段难忘的经历。

　　初到生化所，发现最需要努力适应是快速的工作节奏和超时的工作强度。生化所得研究生都象上紧了发条一般，一大早到实验室，直干到深夜12点、李师傅上楼来逐门"赶人"，大家才不得不离开。有些人临走时还要抓紧时间上个PCR反应、或者过夜电泳什么的。每天如此，周末大都也不例外。而且，大家还想方设法提高工作效率。我们曾经进行过质粒抽提比赛，印象中是陈淳博士获得冠军，他的记录是同时操作72管，正好适应中间5分钟的间隔时间。

　　组会和文献学习(Journal Club)是生化所几乎所有课题组每个星期的例行"节目"。组会是每个学生展示成功、沮丧失败的时刻，也是通过激烈讨论、获得灵感的宝贵机会。正因为有过这样的训练，我到美国之后，遇到类似的场面才不至于手足无措。

　　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手机和网络尚没有条件在中国的年轻人中流行。生化所的研究生们能在计算机上操作的游戏寥寥无几，紧张工作之余也只有打羽毛球、踢足球和玩扑克牌。另一大乐趣就是利用实验室的煤气烧饭吃。汤海绪师弟是著名的"大厨"，我们每月每人上交50元，大家轮流买菜、洗碗，海绪则负责掌勺。因为学生的生活"清贫"，许多"老板"也就本着"不支持、不反对"的原则顺其自然了。后来因为一场火灾，所里终于明令禁止在实验室生火做饭了。

　　戚先生时常同我们聊起王应睐、王德宝、曹天钦、邹承鲁、张友端、钮经义、周光宇等前辈白手起家、艰苦创办生化所的经历，以及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和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等开创性的工作。他们对科学锲而不舍的执着情怀和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从身边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的各位先生们的言传身教中，我更加切实地感受到他们这一代人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和朴素、平和的生活态度。

　　曾经留学苏联、欧美的老先生们大都推崇胡适先生倡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绝不说十分话"等科学精神。大到一个重点课题的整体设计，小到一次实验数据的计算、一篇文章中的标点符号都一丝不苟。他们这样约束自己，也以此严格要求学生们。学生们开始可能会叫苦不迭，然后逐渐适应，最终是获益匪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生化所毕业的博士一直是国际著名研究机构极力延揽的热门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