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这是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喜欢的花。据邓颖超回忆，解放初期，周恩来因为喜欢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所以选择西花厅作为办公和居住的场所。此后，他们在这里共同渡过了20多个春秋。海棠花开的时候，两人常常并肩欣赏共同喜爱的海棠花，海棠花也见证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历久弥新的革命情缘。

　  一、相逢相识

天津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第二故乡。1913年周恩来考入天津南开学校，邓颖超则于1916年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83年，在重访天津“觉悟社”旧址时，年近80高龄的邓颖超还能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谈到当年与周恩来等“觉悟社”成员进行爱国活动的往事：“1919年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就在这次运动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社’。那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那时候都要做带头人，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

二、相知相恋

1920年，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邓颖超仍在天津当小学教师。邓颖超曾回忆道：“遥想当年，我们之间经过鸿雁传书，我们之间的鸿雁飞过欧亚大陆，越过了海洋，从名城巴黎，到渤海之滨的天津……在通信之间，我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特别是我们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有一次，邓颖超突然接到周恩来寄来的一张印有德国共产党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肖像的明信片，上面写着“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样英勇的革命的誓言。回忆起这三年多的通信，特别是周恩来发出的那封要求确定相爱关系的来信，邓颖超脸上不禁露出了甜美的笑容：“有一次他给我一封信，要求我们的感情发展到明确的恋爱的关系，他非常急迫地要我回他的信。我的母亲呢，是非常民主自由的，因为她在我小的时候，她就给了我婚姻自由，但她要做参谋，那么因此，我不能不把这个事情去告诉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呢，她就说：‘现在啊，不要答复，等他回来看一看再说。’我的母亲是这样的思想啊，但是我的思想感情让恩来同志追赶得我不能不马上答复他了。因此，在这点上，我没有接受我母亲的意见，就自己主张婚姻自由，明确地答复了周恩来同志。1922年、1923年期间，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朋友关系了，而是相爱的关系了。”

 那么，周恩来为什么会选择邓颖超呢？根据史料记载和亲友回忆，周恩来去法国前曾抱定独身主义，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认识到一个革命者如果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会更好。初到法国，他同一个一起留学法国的姑娘比较亲近，但最终他选择了邓颖超作为终身伴侣。1956年，周恩来曾和侄女周秉德说起过那位姑娘。他说：当我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她不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她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立关系的。

　 三、风雨同舟

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之后，又经历了近三年的考验。1924年8月周恩来从法国回国来到广州，一年后，在两地党组织的同意下，邓颖超从天津到广州，两人在久别后终于重逢，并于1925年8月8日结婚，从此成为终身的革命伴侣。邓颖超后来回忆道：“我们那时没有可以登记的地方，也不需要什么证婚人、介绍人，更没有讲排场、讲阔气，我们就很简单地，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住在一起。在革命之花开放的时候，我们的爱情之花并开了。”

结婚以后，两人马上投入到当时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处抓捕共产党员。此时的邓颖超正在广州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医院里经历一场刻骨铭心的难产。当时的妇产医院还不能施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导致胎儿头颅受到严重损伤，生下后不幸夭折。由于邓颖超生孩子时过度紧张疲劳，产后又没有休息好，不幸失去了生育能力。为了革命事业，周恩来和邓颖超永远失去了做父亲和母亲的机会。爱孩子的他们把千千万万革命者的后代都当作自己的孩子，把父爱、母爱都给了所有的儿童。 

随后，两人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共同渡过了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1927－1949年，他们相继经受了上海白区地下斗争、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种革命风雨的考验。回顾起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邓颖超说：“我们的爱情总是和革命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艰险困苦，患难与共，悲喜分担，有时战斗在一起，有时分散两地，无畏无私。在我们的革命生涯里，总是坚定地、泰然地、沉着地奋斗下去。我们的爱情，经历了几十年也没有任何消减。”两人的爱情之花在革命的风吹雨打中傲然挺立，历久弥新。

　　四、相濡以沫

　（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

建国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中。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两人也常常以特有的方式互相表达彼此的关怀，其中还有一段“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的故事：

1951年3月，邓颖超到杭州养病，正值南方早春时节，春风和煦，美景良辰，她很希望周恩来能和自己共享，所以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但周恩来因工作太忙，过了好几天才回信。在信中，周恩来一改平日的严肃，下笔颇带调侃：“超：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

邓颖超也很默契，她迅速回复：“不像情书的情书，给我带来了喜慰。回报虽迟，知罪免打。”

这回周恩来可是第二天就赶忙回信：“超：昨天得到你二十三日来信，说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确实，两星期前，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他最后写道：“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

（二）保温杯和小炕桌

“文革”期间，周恩来苦撑危局，夜以继日地工作，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8个小时。作为妻子，邓颖超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可是，作为周恩来最亲密的战友、同志，一名共产党员，她深知周恩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她不能干预影响周恩来的工作。由于周恩来白天要参加各种会议活动，办公的时间大部分是在夜里，邓颖超和他作息时间不同，就只能经常用便条留言来敦促丈夫尽量休息。一张便条这样写道：“你的胃经过医生诊断后，并不是胃本身不好，而是因为长时间饥饿和吃一些冷热不均的食物导致的，所以一定要注意饮食和休息。”虽然这么写了，但邓颖超也知道要让日夜操劳的丈夫好好休息，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遇到周恩来外出顾不上吃饭的时候，邓颖超就让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用一个保温杯装些面糊糊或稀粥带着，在途中或工作时充饥。

当周恩来夜里长时间坐着办公时，夜半醒来的邓颖超就会焦急地踱到办公室门口探探头，或轻声地叫丈夫起来活动活动，但周恩来常常是回答一声后又埋头继续工作了。好不容易要上床睡觉了，周恩来还要抱上那些没看完的文件在床上批阅。邓颖超看他窝着批阅文件实在不舒服，就让人做了一个专门放在床上写字用的小桌子，没想到这使他办公的时间又延长了。

（三）“照顾好大姐”

1972年周恩来被查出患癌症后仍然坚持工作，直到1974年6月1日才离开西花厅，转入医院接受手术，并在病房里渡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历程。在此期间，邓颖超不顾自己也有病在身，频繁前往医院照料周恩来，经常一直到凌晨才回去。根据原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回忆，在周恩来去世前不久，有一天赵炜随邓颖超一起去医院看望周恩来，在病床前，周恩来紧紧握着赵炜的手说：“你要照顾好大姐。”短短的一句话寄托了对邓颖超的念念之情。

　　 五、相怀相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邓颖超的挽联上写道：“悼念恩来战友——小超哀献”，表达了两人几十年共同并肩战斗形成的同志、战友、伴侣的深厚感情。生前，周恩来和邓颖超曾相互约定，死后均火化并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洒在祖国的江、河、湖、海。因此，邓颖超强忍悲痛，帮周恩来完成了这一心愿。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因病逝世，她的骨灰也同样洒在了祖国各地。

1988年4月，邓颖超在西花厅盛开的海棠树下讲述了自己与周恩来的爱情故事。她说：“我们是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我们是经过无意的发展，两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的、经过考验的结婚，又经过几十年的战斗，结成这样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妇。把我们的相爱溶化在人民中间，溶化在同志之间，溶化在朋友之间，溶化在青年儿童一代。因此，我们的爱情生活不是简单的，不是为爱情而爱情，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

“夫妻庆幸能到老，无限深情在险中。相仳相伴机缘少，革命情义万年长。”这是1964年端午节时邓颖超给周恩来的赠诗，也正是两人一生革命情缘的真实写照。

“互爱互敬　互勉互助　互信互谅　互让互慰”，这是1950年周恩来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结婚时，邓颖超在送的一块红绸布上写的寄语，这十六个字可以说是他们留给我们的爱情箴言。

 公园里的海棠花又开了……

参考文献：

1． 邓颖超《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光明日报》，1997年3月 5日。

2． 阮柳红等著，《情归周恩来》，中华书局，2009年3月。

3． 文献纪录电影《情归周恩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